一、抱朴守真，因性而为
　　在心理治疗和道德培育的实践中，人们日益认识到，不少心理问题与价值观的偏差、人生意义的失落有密切关系；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等不仅是道德扭曲，同时还会导致精神空虚、产生心理问题，发展为心理疾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马斯洛告诫人们：“价值观的丧失是我们时代的最终痼疾”奥地利著名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则强调，心理医生要帮患者克服不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从而对传统的心理治疗从精神的向度进行了重要补充。这些看法也说明，道德矫治与心理调节必须双管齐下，心理治疗不能回避价值观和人生理想问题。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它具有行为选择的意义，直接决定人们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行为。道家追求体悟大道，与道合一。他们认为，“朴”是道的特性，“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返朴归真是体道悟道的前提，故抱朴守真成为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真”、“朴”即未经雕凿装饰的天然状态，也即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和现定性。道家强调保持纯朴天真的自然本性，“复归于朴”，“见素抱朴”，“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这种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和规定性的价值取向，乃是主体渴望成为自己的根源性回归，是一种“非对象化”（马克思）的活动，是“自己与自己的融合”（黑格尔）。
　　道家抱朴守真，回归自我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心理治疗作用。临床经验证明，虚伪狡诈，好用机心，或者不能尊重和保持自己的本性，脱离实际，追求过高的目标，凡事皆求完美，往往是产生焦虑、烦恼、后悔等不良情绪甚至导致精神衰弱症、精神不正常或精神错乱的根源；而对于世俗的功利或感官享乐的无度追求，对于社会角色的过度认同，往往也使人矫情曲性，失去本真之性，产生各种身心障碍。正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人“矫揉造作，言行失掉本然，违反本性的时候，也就是他脱离根本，戕贼本性，彷徨无依，痛苦万状的时候”，而当他的言行“达到本然或符合本性，也就是他理得心安的时候”。台湾学者林安梧先生亦以“归返到存有自身，自如其如地开显其自己”的“存有治疗”来概括道家的心理治疗思维。这些思想可谓是对道家复归于朴的心理治疗意义作了简明的揭示。
　　在“复归于朴”、成为自己这一意图的引领下，道家肯定人各有性，故应该因性而为，各尽其宜：“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无可弃者。”道家的后继者进而努力协调社会角色与自然本性的冲突，寻求个体的社会化与非社会化的辩证统一。玄学家郭象提出，应该认识自己的本性，根据自己的本性和才能来做事，“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如果社会成员皆能各尽自己的职分：“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就都能够实现精神上的自由——“逍遥一也”。
　　抱朴守真，复归于朴，就是要回归到道或自然的状态，如其自如地开显自己，具体地说，是要从世俗的设名定形的限制中超越出来，从过度社会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冀利望誉、争名逞智的漩涡中升华出来。这既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是让对象化了的理性还归于自身的精神活动过程；同时它又须通过实际的行为方式得以落实，因为人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因此，人类在寻求返朴归真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课题，即如何协调遵循社会规范与保持自然本性的矛盾，如何达到个体的社会化与非社会化的辩证统一？
　　在这一问题上，玄学家的思考颇值得关注。王弼从“名教出于自然”的思路来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仁义礼等“名教”，应该是“道”或“自然”在社会领域中的开显，道或自然是仁义礼的本体，“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如果不明此理，舍本求末，“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如此一来，仁义礼这些原本为了安顿身心、谐调人我的道德规范也就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假仁假义，矫情曲性，在人性异化的歧途上往而不复了。这就启发人们，道德规范如果违逆自然人性，主体不能发自内心地去体验、扩充道德情感，培养道德品质，而是出于冀利望誉的动机而“做”出某些仁义道德之举，这对于发展和完善人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仅仅一种面具和油彩，而未能化入道德主体自身的品德结构之中，长此以往，必将造成人格的分裂，形成口心不一的双重人格。
　　道家抱朴守真的一系列主张揭示了文明发展和社会规范对人的本性和精神发展的压抑，与西方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荣格关于“人格面具”限制人的精神发展的观点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人格面具”意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身分及其扮演的角色。荣格在大量研究了过度膨胀的人格面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之后（他的许多病人就是过度膨胀的人格面具的受害者），告诫人们认识“人格面具”的过度膨胀的危害：“人格面具在整个人格中的作用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过分地热衷和沉溺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如果他把自己仅仅认同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他方面就会受到排斥。像这样受人格面具支配的人，就会逐渐与自己的天性相疏远（异化）而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在他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和极不发达的人格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上述看法进一步彰显出道家复归于朴思想的治疗意义，它对于处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类警示甚深，对于处世安身，维护身心健康启发良多。其启示人们，个体在遵循既定社会文化及其行为规范的社会化过程中，亦不能忽略自我个性的保存和发展，应该注意防止过度社会化而丧失自我、压抑个性；应该认识自我，了解自我，接纳自我，量力而行，因性而动，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和主观条件强作妄为，不能勉强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不对自己或他人求全责备，不搞完美主义。总之，是要有一个舒展自己的本真之性的空间，而不能过分地被社会面具压抑或掩盖了本真之性。
　　抱朴守真是个体走向成熟的表现，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就不会轻易受外物的牵引或为感官物欲所左右，不会为某些功利目的而一味随波逐流，或被社会面具掩盖独特的自我。他必然要寻找自己，以独自的方式去证实自己的存在意义，他就能率真质朴，从容坦荡，在自我的生命之场中开显自己、成为自己，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如此，也才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 淡化小我，亲和自然
　　从心理辅导的实践经验来看，不能恰当地摆正自我的位置，不能正确地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往往是产生烦恼、孤独、焦虑等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对此，《老子》早有清醒的认识，第十三章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就是说，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过于关注自身，如能淡化自我，则会减少许多个人的忧伤。（“吾有何患？”）第八十一章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就昭示人们，“为人”、“与人”的利他行为将会给主体带来“己愈有”、“己愈多”的精神充实、自我肯定等积极的心理感受。以上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按照马斯洛人的需要理论，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宿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自我超越的需要。通过“为人”、“与人”的利他行为才会给主体带来“己愈有”、“己愈多”的精神充实、自我肯定等积极的心理感受，满足人的归宿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需要，从而促进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故现代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家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帮助人们超越以自我为中心、淡化小我，将关注的重心从自我转而引向他人。临床实践证明，以此来治疗某些类型的焦虑症是颇有效果的。
　　如何才能超越以自我为中心或淡化小我呢？庄子的智慧是十分有益的，作者力图打掉对个我的贪恋心理。《庄子 知北游》中通过舜与辅相的对话，强调了一种去除私欲的彻底的非占有心态。舜问辅臣说：“‘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又问“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辅臣回答说，你的身体“是天地之委形也”（是天地托付给你的身体），“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是天地委托给你的顺序）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是天地托付给你的外壳）。这就是说，连自己的身体也不是自己的私有之物，这是何等彻底的豁达无私的广阔胸怀！有此豁达之心胸，还会为一己之忧愁所扰吗？
　　《庄子·秋水》又引导人类从高远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位置，文中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磊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 庄子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中的一员，以浩渺的宇宙作为大座标来衡量万事万物和个人的成败得失，促使人们从更高、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个人利益。这就帮助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空间超脱出来，以开阔的视野来认识个人私利，故能高瞻远瞩，超然物外，养成淡泊洒脱的开扩胸怀。
　　道家向往“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热爱自然，崇尚自然，努力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这更是进行自我心理调适的一剂良药。自然界有许多宝贵的教训，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感受；秀美的景色能缓冲心理紧张，陶冶人的性情，静谧的自然环境让人深省、心境平和；留连于纯净无瑕的自然山水中，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悟到江海的宽阔，山岳的崇高，白云的飘逸；登高远眺或仰望星空，将自己溶入大自然的怀抱中，会淡化由于患得患失而带来的烦恼和忧虑；面对“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张岱《湖心亭看雪》）的景色，会感到心胸开阔纯净；面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会感到“快然自足”；（王羲之《兰亭集序》）真乃是“山光悦身性，潭影空人心。”（常建）因为人从自然界走出来，与它有着割舍不断的天然联系，而对于世俗的功利或感官享乐的无度追求，往往使人疏离自然，轻视自然，产生各种身心障碍。而徜徉于自然山水的怀抱之中，犹如儿童回归母亲的怀抱，得以舒展本真之性，这对于人格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心理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人与自然的亲和感与健康良好的心理状况往往是密切相联的。著名人本心理学家罗洛·梅曾深刻地指出：“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空虚时（正像许多现代人的情形一样），他对周围的自然的体验也是空虚、死气沉沉的。这两种空虚的体验乃是同一种生命荒芜贫瘠状态的两个侧面。”这种对自然的疏离感导致人们践踏自然，无度地攫取自然资源；而内心的空虚感则进而驱使人们片面地发展经济，谋取金钱和物质，追求感官享乐和物质生活的丰饶，企图依靠外物的满足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同样也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可见，在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下而形成的与大自然的亲和感，不仅可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理论基础和心理支撑，而且还是保持心理健康的良方。
　　三、安时处顺，宠辱不惊
　　道家倡导“顺应自然”、“安时处顺”， 随遇而安，与时俱化，但是，这种“顺”并非与流俗混一，同流合污，而是“顺人而不失己”。一方面，是根据客观环境作出必要调适，以便于主体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持守操行，“不以物挫志”，“不与物迁”，不为贫贱而忧戚，不因失意而郁闷，不因外物而丧失自我，放弃大道，适应环境，在艰苦的条件下安然自得，不因为身处逆境而垂头丧气，烦躁不安。
我们当然希望在人生的旅途上顺利如意，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而且事物的发展往往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挫折和失意总是难免，晋代的将军羊牯就曾概叹：“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一个将军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了。故失败和成功就如同一对兄弟而伴随着人的整个一生。这就需要人们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同时豁达地对待各种挫折和不幸。这对于人生是很重要的。
　　如何使自己在失败中仍保持乐观？道家的辩证法思想能够给予我们保持乐观的精神营养。《道德经》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这就是说，事物是相反相成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在“道”这一根本规律的支配下，事物的对立双方会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辩证智慧告诉人们，没有绝对的好或坏，一切都不是最终结局，而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成败得失是可以转化的。而且，如果对某事的尝试未能获得所希望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得到了经验这些最宝贵的人生财富，用这些经验去尝试别的事，采取新的行动，于是获得新结果，走向成功。这就有助于人们克服思想偏执，避免钻牛角尖而不能自拔，从而乐观豁达地面对人生的祸福成败，冷静地面对和应付重大生活事件的剌激，保持心理卫生。 道家的辩证智慧和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不仅帮助人们在逆境或挫折面前很好地调控情绪，冷静沉着，保持信心；同时，也告诫人们在成功和胜利面前不要头脑发热，欣喜若狂，而要戒骄戒躁，居安思危。它让人们认识到，失败和劣势是可以转化和改变的；成功和优势也是可能转化和改变的，以这种智慧来看待成败得失就能使人获得败而不馁的精神安慰；也吸取胜而不骄的苦口良药和清醒剂。
　　道家倡导的虚静恬淡心态对于心理稳定水平偏低者更是具有治疗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不善于调节控制感情，情绪波动、动辄狂喜暴怒或极度忧伤，不仅会严重伤害自身的健康，更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和疏远，将自己置于恶劣的人际环境中。对于这种心理问题，从道家思想中亦能找到对治之方。
在道统万物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庄子提出“万物一府，死生同状”的命题，人之生死只是气的聚散变化，生死如同四时的运转，不必“悦生而恶死”。（庄子的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认为逝者在天地中安然睡去，而生者却在这里哀哭吵闹，实在是庸人自扰）这并非无情，也非对于人类的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等痛苦无动于衷，而是力图超越世俗的感情，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是“以理化情”而并非“无情”。是以彻悟事物生灭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后的一种理性态度，以这种理性态度来把握和控制情绪，以一种平静、超然和不过分、不偏激的态度立身处事，正可帮助人们超越情感的羁绊，提高对于祸福成败生死等精神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保持心理健康。
　　道家还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保持情绪稳定，例如，老庄及其后继者所提出的致虚守静、“静观”、“玄览”、“坐忘”、澄心遣欲等修炼心性的功夫，正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调控能力训练，是一种在心理意识的自觉调控和支配下出入潜意识层面的能力，使修炼主体能够贯通并协调意识与潜意识，在意识的调控下进入到清净无思、物我两忘、有无双遣的潜意识活动层面，保持身心和谐，神清气爽的良好状态。
可见，从积极的方面发挥道家安时处顺，随遇而安，致虚守静，以理化情等思想，能帮助个体以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抚慰受伤的心灵，顺变不惊，泰然处之，保持心理健康甚至开发大脑的潜能，这对于现代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少私寡欲，不为物累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情绪、情感状态与人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相关，需要得以满足，会产生愉快等正向情绪情感，反之则会产生焦虑、愤怒等负向情绪情感。而需要的满足又是与个人的价值观密切相关的，将感官享乐视为人生第一需要的人，会不顾一切地追求声色滋味等享乐。在这方面得不到满足必然引发负面的情绪和心理问题；而崇尚自然，真正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到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人，往往喜好恬淡的生活，追求心灵的充实宁静。只有在物质生活上节欲有度才能量力而行，不为物役，获得安然自在的良好心态。可见，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心理健康。 在这方面，道家少私寡欲、追求精神提升的价值取向对于调适上述心理问题就具有积极意义。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道家少私寡欲主张的核心是节制物欲、感官享乐之欲或其他卑劣之欲，而不是抑制高尚欲望或健康欲望，因为后者处于理性和德性的指引之下，不会放纵无度而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老子曾指出物欲膨胀所导致的严重恶果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祸莫大于不知足。”（第四十六章）这里的“不知足”指对财富、权势、感官享乐等欲望贪得无厌的追求，受这种贪欲支配的人，往往会不择手段，他们心为物役，身为物累，为追求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陷入无尽的烦恼，在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或冲击下，引起心理失衡和诸多心理问题，难以达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
　　道家认为，人生的真正的幸福或快乐不在于物质上的充裕或地位的荣华，而在于主体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提升，人们与大道或自然合一，顺应自然之道，可以感受到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故《庄子·天道篇》说：“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魏晋玄学家稽康强调“以大和为乐”，“以恬淡为至味”。他认为，将身心相和、天人相和这种高层次和谐视为最大快乐，就不会念恋荣华富贵；以恬淡朴素为最好的味道，就不会贪羡美酒和美色。这些思想在后世的道家学者那里得到很大的发展，《淮南子》的作者认识到，外在的感官享乐是有限的，丰饶的物质生活不能满足精神上的空虚。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主张，作者将获得快乐的方式分为“以内乐外”和“以外乐内”两大类。
　　“以外乐内”是依赖外物而获得的感官快乐：“耳听钟鼓管弦，眼瞧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弩弋高鸟，犬逐狡兔。”如此寻欢作乐，声势显赫，似乎令人羡慕，但是，“解车休马，罢酒彻乐”之后，精神上却感到“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以外乐内”是单纯追求或依赖外在的物质享乐来剌激感官，以求欢乐。如此，必然为外物所左右，陷入“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的被动状态。因此，这种为外物所左右的感官享乐，对于人是毫无益处，只会“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玄学家嵇康进而指出，将荣华富贵等等身外之物作为人生的目标，一味追求外物或感官快乐则必然丧失自我，逐物迷物，为外物所役，因而“无主于内”，只得更深地依赖于外物，“借外物以乐之”。然而，这种一味依赖于外物乃是一种可悲的人性异化，处此异化状态之中，如何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同时，对于外物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以外物为“足”，难免“无往而不乏”，“居荣华而忧，虽与荣华偕老，亦所以终身长愁耳。”为外物所累而导致“无主于内”，“终身长愁”，心理失衡，进而损害身心健康。
　　而“以内乐外”则是主体以平和的心态和内在的审美情趣去感受美好的事物而获得的欢乐。嵇康进而深化了“以内乐外”的思想，他强调，人生的真正快乐，不在于荣华富贵等外物，而在于内心的充实：“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主体充分认识了自己，“返归于存在自身”，因而能够“有主于中”，抵御外物的诱惑，不逐于物；而通过自我的修养，性情得到了陶冶，道德情操和审美情趣得到了提升，拥有平和恬淡的心境，因而能够发现和感受世界的美丽，获得精神的快乐，在生命之场中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这些论述，实际上阐明了精神快乐高于感官享乐，内心充实才能获得真正的愉悦这一观点。这种重在提高主体自身的心理调控能力、追求精神快乐而不贪恋物欲和感官享乐的价值取向、正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积极的生活方式：回归自身，“以内乐外”，则无待于外，自得其乐，“虽无钟鼓，乐已具矣”！玄学家的这番寻根探源的治疗理论是十分中肯的。 以上看法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有很大的一致之处，马斯洛曾根据临床经验指出，不顾一切地要满足自己的病态要求（如贪得无厌地对金钱或权力的追求）往往是导致神经症的重要原因；相反，对安全与爱、尊重这类需要的满足，则会使人健康。因此，他将帮助人们提高满足其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是‘所有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道家少私寡欲，不为物累的主张，其最终目标，正是帮助人们摆脱一味追求金钱、权力、感官享乐等病态需要，追求精神的升华、人我的和谐、人天的和谐、人性的完满。
 
　　五、柔弱不争，以柔克刚
　　道家主张柔弱不争，但这种不争，不单纯是一种退让，更是一种基于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而提出来的辩证智慧。老子认为，天地的重要特性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五十一章，以下凡引本书，不注书名）。大自然默默地哺育万物，不争己功，正因为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七章）不自生，即不为自已而生，也即无私的意思，如此才能“善胜”，“长且久”。这就启发人们，付出和奉献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建立功业。故老子的不争，是基于利己与利他、先人与成己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而提出来的。人际交往是交往双方的互动过程，谦让友爱的行为，必然会使对方受到感动、感染、感化，引起相应的积极情感和行为。如，“为人”、“予人”会令行为主体感到精神上的充实和愉快，满足主体的归宿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从而实现心灵和人格的健康发展。相反，唯利是图，唯我独尊，锱铢必较，则必然损害他人的利益，造成人际关系的恶化，引起诸多烦恼和心理问题，即使争到了某些个人利益，却失去了安和恬然的心境与和谐的人际环境等更为宝贵的东西，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临床实践中，不少心理治疗家都认识到“爱对于精神健康十分重要”，他们“已懂得以感情和慈爱来医治患者”，所以马斯洛强调：“心理治疗获得的成功，不过是帮助人们发现更好的行为、思想及与人交往的方式……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善良、慈爱、无私和平静……”。这与道家慈让不争的处世之道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故吸收以上人生智慧，正能帮助我们更明智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更豁达地对待个人利益，从而达到心态的平和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生存发展。 道家的持守柔弱，又包含以柔克刚的处世原则。《道德经》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柔弱的一类事物往往更有生命力，而坚硬刚强的一类事物往往容易被毁坏；柔弱的反而能胜过刚强的：“强梁者不得其死”，“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从心理调节的角度来看，守柔更优于执刚。唯其“柔”，才能保持恬静安适、心平气和；而执刚则往往使人逞强好斗，激化矛盾，增添很多无谓的烦恼，造成种种恶性事故。因此，老子所说的柔弱，不是衰弱，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独特的取胜之道和生存之道。当然，道家过分地强调了柔弱的作用，将其绝对化，而忽略了特定的条件，这又是其不足之处。而且，过分地强调持守柔弱，无原则地忍耐，也可能导致自我压抑，从而产生另一种心理问题，这又是应该注意防范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文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站在文化多元的高度来认识中华文化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势。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增强中国的“文化国力”，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道家心理调适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绚丽奇葩，有着西方文化所不能替代的特点和优点，但也存在着模糊性、难以操作、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定量分析和实验手段等缺陷，这就需要借鉴、学习西方的经验，取长补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我们坚信，通过去粗取精　披沙拣金的艰苦努力，借鉴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对道家思想一宝贵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发掘和现代诠释，从中归纳、提炼出系统的心理调适理论以及可操作的心理保健疗法，这不仅有助于优化民族心理性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学,而且可以为现代人类安顿身心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新技术急剧更新、信息量猛增，竞争加剧，令人处于受挫和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心理失衡、人性异化成为现代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如何及时地排遣不良心理，保持心理健康，寻求人性的复归？乃是现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保健思想，凸显出注重养德、以德调心、以心养德的人文特色，它不仅曾为处在封建专制重压下的中国人提供着精神的抚慰，而且亦可为现代人类提供一片安顿身心的绿洲。西方的马斯洛、罗杰斯、荣格、日本的森田等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家都曾将道家思想运用于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实践。晚年的马斯洛一直 “坚定地认为，有效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应该是道家式的”。［1］罗杰斯则认为，《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等话语乃是他“最喜欢的并总结了他很多更为深刻的信念”的箴言。［2］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既令我们振奋，激励我们深思，给予我们以启示，本文拟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问题，运用现代心理辅导学、心理治疗学的理论，对道家的心理治疗和心理保健智慧进行阐发和现代诠释。